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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世界英語」的分類法

2005/10/03作者/王淑儀
楔子

  世界英語」(World Englishes)所牽涉的議題十分廣泛且複雜,為方便研究起見,國際間兩位研究「世界英語」的重量級學者Braj Kachru與Robert Phillipson,先後將全世界說、學英語的國家加以分類,以探討英語在全球各地所扮演的角色。筆者在本文將介紹Kachru及Phillipson所提出的分類,並討論其分類法所傳達之有關「世界英語」的觀念,以提供給國內英語教學界一些新的思考方向。

一、三圈分類法(The Three Concentric Circles of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印度籍語言學家Braj Kachru(1985)提議將世界說、學英語的國家分為三大圈[01]
筆者參考Harmer, J.的The Practice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2001)一書p. 8之圖形,另自行製圖解說,如圖一。


  第一圈為「內圍圈」(Inner Circle),指的是以英語為母語或主要使用語言的國家,如美、英、加、澳、紐及愛爾蘭等。其說、學英語的總人口約介於3.2至3.8億。

  第二圈為「外圍圈」(Outer Circle),指的是主要以英語為官方語或強勢語[02]
「強勢語」意指一國的政府、教育機構及媒體等所採用的語言。
的國家,如印度、新加坡、奈及利亞、菲律賓、迦納等國。這些國家在過去曾為英國或美國的殖民地,而其殖民歷史乃英語成為其官方語或強勢語的主因。這一圈國家的說、學英語總人口約介於1.5至3億。

  第三圈為「外擴圈」(Expanding Circle),指的是以英語為外語的國家,如台灣、中國、日、韓、俄羅斯、東歐及中南美洲諸國等。其說、學英語的人口則介於1至10億人不等。



▲圖一:Kachru〈1985〉的「三圈分類法」The Three Concentric Circles of the English-
    Speaking World


讀者在解讀Kachru(1985)所提供的數據以及筆者所製的圖解時,須注意以下兩點:

1. Kachru(1985)所提的全世界說、學英語的人口數字,只是一個略估。因為目前學界對
  說、學英語的人口,尚無一個明確的定義或衡量標準。例如只會  簡易會話者算不算
 「會說英語」?而具讀寫能力但不會口語表達,或聽不懂英語者,算不算「能懂」英語?
  反之,在英語系國家中有很多以英語為母語,雖會聽會說,但卻不會讀寫的文盲,是否也
  應將他們列入計算中?此外,所謂的「學英語的人口」泛指將英語當成母語、第二語言或
  外語來學的總人口,但每個國家及其人民的學習方式與時間長短不同,我們又如何定義何
  謂「學英語」,並進一步計算其人口呢?由此可知,只要我們將「英語能力」的門檻訂得
  愈低、標準愈寬鬆,並將「學英語」的定義籠統化,那麼全世界說、學英語的人口數據便
  會顯得愈誇張。 


2. 筆者依Kachru(1985)理論所製的圖解(見圖一),其圓圈大小與Kachru所提的人口
  數據無關,而是在表達以下觀點:

 
  • A.
英語由英語系國家(即所謂的「內圍圈國家」)向外逐漸擴展之趨勢;

 
  • B.
隨著英語不斷擴展至全球各角落,「外圍圈」加「外擴圈」的說、學英語人口,已有超越「内圍圈」人口的趨勢[03]
Kachru於1983年在Introduction: the other side of English.一文中預估此一趨勢將於公元2000年實現,然David Graddol於1997年在The Future of English一書中,卻認為此一預估應修正為2007年。
。亦即以英語為第二語言或外語的總人數,將遠大於以英語為母語的總人數。此一趨勢說明了:將來我們使用英語與非英語系人士溝通的機會,將多於與英語系人士溝通的機會。因此,除了認識英語系國家所使用的「正統英語」(legitimate varieties of English)[04]
「正統英語」(legitimate varieties of English)泛指為「內圍圈國家」所使用的英語。然如Kachru et al.(1996)所言,國際上一般都能接受將英式及美式英語定義為「標準英語」(Standard English),而對於澳洲、加拿大及紐西蘭等英語的定位,各界則仍有爭議。
外,我們也必須注意「外圍圈」及「外擴圈」國家所使用的「另類英語」(other varieties of English)[05]
「另類英語」(other varieties of English)意指由非英語系國家所發展出具地方文化色彩的英語,詳見筆者於《敦煌英語教學電子雜誌》「世界英語」:英語教與學將面臨的新挑戰一文中的解釋。
的發展。

 
   Kachru本身對「外圍圈」的「另類英語」之發展,以及人們對這些「另類英語」的態度尤感興趣。他主張這些新興的英語在英語教學上應和「正統英語」享有同等的地位(Kachru, 1983,引述於Tollefson, 2000),亦即不論是那一圈的英語學習者,都應熟悉英語在世界各地的不同用法。

二、
Phillipson的核心國(Core Countries)與邊緣國
    (Periphery Countries)分類法:


  Robert Phillipson於1992年在其Linguistic Imperialism[06]
Linguistic Imperialism一書於英語教學界引發極大的爭議與震撼。雖然各界對Phillipson所表達的觀點有兩極的評價,但該書中所提的若干論點,己成為探討「世界英語」者所必備之基本觀念,值得國內英語教學界加以重視。
一書中,將世界說、學英語的國家分為「核心國」與「邊緣國」兩大類。「核心國」指的是美、英、加、澳、紐及愛爾蘭等「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家。而邊緣國則再細分為「以英語為與國際銜接之語言」(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ink language)的國家如日本、瑞典等國,以及「以英語為國內主要溝通語言」(English as an intra-national communication language)的國家,即前英、美殖民地(請參見筆者自製之圖二)。






▲圖二:Philipson〈1992〉的核心國〈Core Countries〉與邊緣國〈Periphery Countries〉分類法

  Phillipson的分類法乍看之下與Kachru的分法大同小異,但其所代表之意義卻大異其趣。這是因為Phillipson的分法是以「英語為世界各國所帶來的利弊」為著眼點,而依其受益或受害的程度來加以區分。

  根據Phillipson(1992)的觀點,「核心國」乃是英語普及全球的最大贏家。這是因為英美兩國在全球的政經上,長期處於主導地位,其語言文化也隨其國際地位的提升而水漲船高,受到世界各國的尊崇,因而造就了「英語語言文化的優越地位」。而此一優越地位,又進一步透過各國政府的獨尊英語政策、學校教育及職場要求等社會機制不斷地加以強化而屹立不搖。此一英語「凌駕其他語言之上」,而成為「人人必須學或想去學的語言」之現象,便是Phillipson(1992)所謂的「語言帝國主義」(Linguistic Imperialism),然Phillipson所著眼的不僅是英語與其他語言發展失衡所引起的「語言性」帝國主義,還包含了英美兩國藉其語言文化的推廣,將其勢力擴展至全世界各角落,以達其政經及文化統治目的的廣義性帝國主義!除此,Phillipson(1992)認為英語的獨大,威脅了「邊緣國」自身語言文化的生存,尤其是「以英語為國內主要溝通語言」的國家,更因以英語能力來決定其國民的教育與就業機會,而造成了貧富懸殊及種種社會不公的現象,儼然成為英語普及化的輸家!總之,Phillipson(1992)認為今日英語的獨步全球,完全是「核心國」(尤指英美兩國)為圖利其國家與人民而運用各種政策操作,以確保其在全球的政經利益之結果,也因此,英語的普及對「邊緣國」而言是弊多於利!

  Phillipson(1992)也十分關切ELT(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在「語言帝國主義」以及由英語獨大而引發的社會不公、利益分配不均的現象中所扮演的角色,並呼籲英語教師們反省自己的教學是否真的是「中立」且
[07]

原文為:“To trace and understand the linkages between English linguistic imperialism and inequality i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pheres will require us to look at the rhetoric and legitimation of ELT(for instance, at protestations that it is a ‘neutral’, ‘non-political’ activity) and relate what ELT claims to be doing to its structural functions.”(Phillipson, 1992, p. 46-47)
「完全不具政治意味」 ?換言之,ELT是否成為強化「英語霸權」(the hegemony of English)並助長「語言帝國主義」之落實的工具?


  Phillipson在Linguistic Imperialism一書中的措辭(如帝國主義、英語霸權等字眼)及其舉證(如英美政府如何透過「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及「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來推廣其語文)常會教人讀了直覺熱血沸騰,但愈是面對令人情緒激昂的論述,我們愈應以冷靜的思考,抽絲剝繭地檢視「語言帝國主義」究竟是真有其事?抑或只是危言聳聽?關於Phillipson的「語言帝國主義論」,筆者在下一期的「國際瞭望台」專欄中有更深入的剖析。

Kachru與Phillipson分類法的優缺點

  Phillipson的分類法由於對英語普及現象的詮釋過於「泛政治化」,因而較難獲得國際間多數學者的認同。例如Tollefson(2000)認為Phillipson的分法,是將英語擺在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以及全球經濟結構重組等一連串全球政治及社會演變過程的正中央。在這種利害觀點之下,英語的擴展變成是「核心國」為了自身的利益,而採用各種手段以確保英語在全球扮演支配角色的結果!

  與Phillipson具爭議性的分法相較,Kachru以英語在全球各地不同的定位做為區分的方法,則顯得較為客觀,也較為國際間多數學者所接納採用。雖然如此,Pennycook(2003)亦對Kachru的三分法提出許多質疑,例如Kachru的分法在學理上似有道理,但在實際上,我們是否真能將世界上說、學英語的人口,依其所說或學的英語種類(如以英語為母語、官方語、外語,或說、學正統英語、另類英語等)加以區分?此外,筆者以為,雖然由「外圍圈」與「外擴圈」所發展而出的「另類英語」應和「正統英語」一樣受到尊重,但若在教學上要將之與「正統英語」並重,同時進行教、學(例如除了教授美式或英式英文外,同時也教授「印度式英語」、「新加坡式英語」等)則太過複雜而不可行。

結語

  認識世界說、學英語國家的分類,有助我們以有系統的方式來探討林林總總的「世界英語」之議題。Phillipson的二分法雖有過於狹獈之嫌,但由其分類法所衍生出的觀念及議題,使我們進一步了解「英語普及全球」對不同的國家及其人民所帶來不同程度的利害衝突,而其所提的「英語語言文化優越地位」的形成,亦有助我們了解今日全球各地「英語學習熱」現象之背後所隱藏的種種因素。


  身為英語教師,我們乃英語的語言文化第一線傳播者,因此在教學過程中,我們必須衡量自己的教學方式,是否在不知不覺中強化英語的「語言文化優越地位」?(針對此點,Canagarajah A. Suresh於1999年出了Resisting Linguistic Imperialism in English Teaching一書,來探討教師如何才能使自己的英語教學不致淪為強化「語言帝國主義」的媒介,筆者特別在此推薦給讀者參考。)另外,我國政府長期獨尊英語的外語教育政策,以及近年在教改過程中不斷減少國語文上課時數來加強英語教育、以英檢成績決定大學生畢業資格,甚至考慮以英語為第二官方語的決策,是否也在無形中教育社會大眾「英語優越地位」的觀念,而對中華語言文化妄自菲薄了?這些議題,值得政府及社會各界深思。

  筆者認為,雖然Kachru的「另類英語」與「正統英語」同時教學之說的可行性不高,其本身針對「外圍圈」英語所研究的成果,也未必對想了解「外擴圈」或「內圍圈」之學習情況的人士有所幫助,但是,Kachru的三分法反映了「英語將成為非英語系人士之間共通語」的趨勢,也提醒了各界對「另類英語」的重視。雖然我國的英語教育政策、教學法、人民對英語學習的態度,以及在英語教育上的種種相關議題,可能與「外擴圈」國家較為類似,但「外圍圈」及「內圍圈」等國家的相關經驗,亦可供我們做為參考,使我們在英語教育上有所借鏡,不斷地突破瓶頸,更上一層樓。

 

楔子

  世界英語」(World Englishes)所牽涉的議題十分廣泛且複雜,為方便研究起見,國際間兩位研究「世界英語」的重量級學者Braj Kachru與Robert Phillipson,先後將全世界說、學英語的國家加以分類,以探討英語在全球各地所扮演的角色。筆者在本文將介紹Kachru及Phillipson所提出的分類,並討論其分類法所傳達之有關「世界英語」的觀念,以提供給國內英語教學界一些新的思考方向。

一、三圈分類法(The Three Concentric Circles of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印度籍語言學家Braj Kachru(1985)提議將世界說、學英語的國家分為三大圈[01]
筆者參考Harmer, J.的The Practice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2001)一書p. 8之圖形,另自行製圖解說,如圖一。


  第一圈為「內圍圈」(Inner Circle),指的是以英語為母語或主要使用語言的國家,如美、英、加、澳、紐及愛爾蘭等。其說、學英語的總人口約介於3.2至3.8億。

  第二圈為「外圍圈」(Outer Circle),指的是主要以英語為官方語或強勢語[02]
「強勢語」意指一國的政府、教育機構及媒體等所採用的語言。
的國家,如印度、新加坡、奈及利亞、菲律賓、迦納等國。這些國家在過去曾為英國或美國的殖民地,而其殖民歷史乃英語成為其官方語或強勢語的主因。這一圈國家的說、學英語總人口約介於1.5至3億。

  第三圈為「外擴圈」(Expanding Circle),指的是以英語為外語的國家,如台灣、中國、日、韓、俄羅斯、東歐及中南美洲諸國等。其說、學英語的人口則介於1至10億人不等。



▲圖一:Kachru〈1985〉的「三圈分類法」The Three Concentric Circles of the English-
    Speaking World


讀者在解讀Kachru(1985)所提供的數據以及筆者所製的圖解時,須注意以下兩點:

1. Kachru(1985)所提的全世界說、學英語的人口數字,只是一個略估。因為目前學界對
  說、學英語的人口,尚無一個明確的定義或衡量標準。例如只會  簡易會話者算不算
 「會說英語」?而具讀寫能力但不會口語表達,或聽不懂英語者,算不算「能懂」英語?
  反之,在英語系國家中有很多以英語為母語,雖會聽會說,但卻不會讀寫的文盲,是否也
  應將他們列入計算中?此外,所謂的「學英語的人口」泛指將英語當成母語、第二語言或
  外語來學的總人口,但每個國家及其人民的學習方式與時間長短不同,我們又如何定義何
  謂「學英語」,並進一步計算其人口呢?由此可知,只要我們將「英語能力」的門檻訂得
  愈低、標準愈寬鬆,並將「學英語」的定義籠統化,那麼全世界說、學英語的人口數據便
  會顯得愈誇張。 


2. 筆者依Kachru(1985)理論所製的圖解(見圖一),其圓圈大小與Kachru所提的人口
  數據無關,而是在表達以下觀點:

 
  • A.
英語由英語系國家(即所謂的「內圍圈國家」)向外逐漸擴展之趨勢;

 
  • B.
隨著英語不斷擴展至全球各角落,「外圍圈」加「外擴圈」的說、學英語人口,已有超越「内圍圈」人口的趨勢[03]
Kachru於1983年在Introduction: the other side of English.一文中預估此一趨勢將於公元2000年實現,然David Graddol於1997年在The Future of English一書中,卻認為此一預估應修正為2007年。
。亦即以英語為第二語言或外語的總人數,將遠大於以英語為母語的總人數。此一趨勢說明了:將來我們使用英語與非英語系人士溝通的機會,將多於與英語系人士溝通的機會。因此,除了認識英語系國家所使用的「正統英語」(legitimate varieties of English)[04]
「正統英語」(legitimate varieties of English)泛指為「內圍圈國家」所使用的英語。然如Kachru et al.(1996)所言,國際上一般都能接受將英式及美式英語定義為「標準英語」(Standard English),而對於澳洲、加拿大及紐西蘭等英語的定位,各界則仍有爭議。
外,我們也必須注意「外圍圈」及「外擴圈」國家所使用的「另類英語」(other varieties of English)[05]
「另類英語」(other varieties of English)意指由非英語系國家所發展出具地方文化色彩的英語,詳見筆者於《敦煌英語教學電子雜誌》「世界英語」:英語教與學將面臨的新挑戰一文中的解釋。
的發展。

 
   Kachru本身對「外圍圈」的「另類英語」之發展,以及人們對這些「另類英語」的態度尤感興趣。他主張這些新興的英語在英語教學上應和「正統英語」享有同等的地位(Kachru, 1983,引述於Tollefson, 2000),亦即不論是那一圈的英語學習者,都應熟悉英語在世界各地的不同用法。

二、
Phillipson的核心國(Core Countries)與邊緣國
    (Periphery Countries)分類法:


  Robert Phillipson於1992年在其Linguistic Imperialism[06]
Linguistic Imperialism一書於英語教學界引發極大的爭議與震撼。雖然各界對Phillipson所表達的觀點有兩極的評價,但該書中所提的若干論點,己成為探討「世界英語」者所必備之基本觀念,值得國內英語教學界加以重視。
一書中,將世界說、學英語的國家分為「核心國」與「邊緣國」兩大類。「核心國」指的是美、英、加、澳、紐及愛爾蘭等「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家。而邊緣國則再細分為「以英語為與國際銜接之語言」(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ink language)的國家如日本、瑞典等國,以及「以英語為國內主要溝通語言」(English as an intra-national communication language)的國家,即前英、美殖民地(請參見筆者自製之圖二)。






▲圖二:Philipson〈1992〉的核心國〈Core Countries〉與邊緣國〈Periphery Countries〉分類法

  Phillipson的分類法乍看之下與Kachru的分法大同小異,但其所代表之意義卻大異其趣。這是因為Phillipson的分法是以「英語為世界各國所帶來的利弊」為著眼點,而依其受益或受害的程度來加以區分。

  根據Phillipson(1992)的觀點,「核心國」乃是英語普及全球的最大贏家。這是因為英美兩國在全球的政經上,長期處於主導地位,其語言文化也隨其國際地位的提升而水漲船高,受到世界各國的尊崇,因而造就了「英語語言文化的優越地位」。而此一優越地位,又進一步透過各國政府的獨尊英語政策、學校教育及職場要求等社會機制不斷地加以強化而屹立不搖。此一英語「凌駕其他語言之上」,而成為「人人必須學或想去學的語言」之現象,便是Phillipson(1992)所謂的「語言帝國主義」(Linguistic Imperialism),然Phillipson所著眼的不僅是英語與其他語言發展失衡所引起的「語言性」帝國主義,還包含了英美兩國藉其語言文化的推廣,將其勢力擴展至全世界各角落,以達其政經及文化統治目的的廣義性帝國主義!除此,Phillipson(1992)認為英語的獨大,威脅了「邊緣國」自身語言文化的生存,尤其是「以英語為國內主要溝通語言」的國家,更因以英語能力來決定其國民的教育與就業機會,而造成了貧富懸殊及種種社會不公的現象,儼然成為英語普及化的輸家!總之,Phillipson(1992)認為今日英語的獨步全球,完全是「核心國」(尤指英美兩國)為圖利其國家與人民而運用各種政策操作,以確保其在全球的政經利益之結果,也因此,英語的普及對「邊緣國」而言是弊多於利!

  Phillipson(1992)也十分關切ELT(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在「語言帝國主義」以及由英語獨大而引發的社會不公、利益分配不均的現象中所扮演的角色,並呼籲英語教師們反省自己的教學是否真的是「中立」且
[07]

原文為:“To trace and understand the linkages between English linguistic imperialism and inequality i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pheres will require us to look at the rhetoric and legitimation of ELT(for instance, at protestations that it is a ‘neutral’, ‘non-political’ activity) and relate what ELT claims to be doing to its structural functions.”(Phillipson, 1992, p. 46-47)
「完全不具政治意味」 ?換言之,ELT是否成為強化「英語霸權」(the hegemony of English)並助長「語言帝國主義」之落實的工具?


  Phillipson在Linguistic Imperialism一書中的措辭(如帝國主義、英語霸權等字眼)及其舉證(如英美政府如何透過「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及「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來推廣其語文)常會教人讀了直覺熱血沸騰,但愈是面對令人情緒激昂的論述,我們愈應以冷靜的思考,抽絲剝繭地檢視「語言帝國主義」究竟是真有其事?抑或只是危言聳聽?關於Phillipson的「語言帝國主義論」,筆者在下一期的「國際瞭望台」專欄中有更深入的剖析。

Kachru與Phillipson分類法的優缺點

  Phillipson的分類法由於對英語普及現象的詮釋過於「泛政治化」,因而較難獲得國際間多數學者的認同。例如Tollefson(2000)認為Phillipson的分法,是將英語擺在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以及全球經濟結構重組等一連串全球政治及社會演變過程的正中央。在這種利害觀點之下,英語的擴展變成是「核心國」為了自身的利益,而採用各種手段以確保英語在全球扮演支配角色的結果!

  與Phillipson具爭議性的分法相較,Kachru以英語在全球各地不同的定位做為區分的方法,則顯得較為客觀,也較為國際間多數學者所接納採用。雖然如此,Pennycook(2003)亦對Kachru的三分法提出許多質疑,例如Kachru的分法在學理上似有道理,但在實際上,我們是否真能將世界上說、學英語的人口,依其所說或學的英語種類(如以英語為母語、官方語、外語,或說、學正統英語、另類英語等)加以區分?此外,筆者以為,雖然由「外圍圈」與「外擴圈」所發展而出的「另類英語」應和「正統英語」一樣受到尊重,但若在教學上要將之與「正統英語」並重,同時進行教、學(例如除了教授美式或英式英文外,同時也教授「印度式英語」、「新加坡式英語」等)則太過複雜而不可行。

結語

  認識世界說、學英語國家的分類,有助我們以有系統的方式來探討林林總總的「世界英語」之議題。Phillipson的二分法雖有過於狹獈之嫌,但由其分類法所衍生出的觀念及議題,使我們進一步了解「英語普及全球」對不同的國家及其人民所帶來不同程度的利害衝突,而其所提的「英語語言文化優越地位」的形成,亦有助我們了解今日全球各地「英語學習熱」現象之背後所隱藏的種種因素。


  身為英語教師,我們乃英語的語言文化第一線傳播者,因此在教學過程中,我們必須衡量自己的教學方式,是否在不知不覺中強化英語的「語言文化優越地位」?(針對此點,Canagarajah A. Suresh於1999年出了Resisting Linguistic Imperialism in English Teaching一書,來探討教師如何才能使自己的英語教學不致淪為強化「語言帝國主義」的媒介,筆者特別在此推薦給讀者參考。)另外,我國政府長期獨尊英語的外語教育政策,以及近年在教改過程中不斷減少國語文上課時數來加強英語教育、以英檢成績決定大學生畢業資格,甚至考慮以英語為第二官方語的決策,是否也在無形中教育社會大眾「英語優越地位」的觀念,而對中華語言文化妄自菲薄了?這些議題,值得政府及社會各界深思。

  筆者認為,雖然Kachru的「另類英語」與「正統英語」同時教學之說的可行性不高,其本身針對「外圍圈」英語所研究的成果,也未必對想了解「外擴圈」或「內圍圈」之學習情況的人士有所幫助,但是,Kachru的三分法反映了「英語將成為非英語系人士之間共通語」的趨勢,也提醒了各界對「另類英語」的重視。雖然我國的英語教育政策、教學法、人民對英語學習的態度,以及在英語教育上的種種相關議題,可能與「外擴圈」國家較為類似,但「外圍圈」及「內圍圈」等國家的相關經驗,亦可供我們做為參考,使我們在英語教育上有所借鏡,不斷地突破瓶頸,更上一層樓。

 

注 釋

  • [01] 筆者參考Harmer, J.的The Practice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2001)一書p. 8之圖形,另自行製圖解說,如圖一。
  • [02] 「強勢語」意指一國的政府、教育機構及媒體等所採用的語言。
  • [03] Kachru於1983年在Introduction: the other side of English.一文中預估此一趨勢將於公元2000年實現,然David Graddol於1997年在The Future of English一書中,卻認為此一預估應修正為2007年。
  • [04] 「正統英語」(legitimate varieties of English)泛指為「內圍圈國家」所使用的英語。然如Kachru et al.(1996)所言,國際上一般都能接受將英式及美式英語定義為「標準英語」(Standard English),而對於澳洲、加拿大及紐西蘭等英語的定位,各界則仍有爭議。
  • [05] 「另類英語」(other varieties of English)意指由非英語系國家所發展出具地方文化色彩的英語,詳見筆者於《敦煌英語教學電子雜誌》「世界英語」:英語教與學將面臨的新挑戰一文中的解釋。
  • [06] Linguistic Imperialism一書於英語教學界引發極大的爭議與震撼。雖然各界對Phillipson所表達的觀點有兩極的評價,但該書中所提的若干論點,己成為探討「世界英語」者所必備之基本觀念,值得國內英語教學界加以重視。
  • [07] 原文為:“To trace and understand the linkages between English linguistic imperialism and inequality i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pheres will require us to look at the rhetoric and legitimation of ELT(for instance, at protestations that it is a ‘neutral’, ‘non-political’ activity) and relate what ELT claims to be doing to its structural functions.”(Phillipson, 1992, p. 46-47)

參考書目

  • Canagarajah, A. Suresh. (1999), Resisting Linguistic Imperialism in English Teach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 Graddol, D. (1997), The Future of English. The British Council.
  • Hammer, J. (2001), The Practice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3rd edn,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 Kachru, B.B. (1983), Introduction: the other side of English. In Kachru, B(ed) The Other Tongue-English Across Cultures, Pergamon.
  • Kachru, B.B. (1985), “Standards, codification, and sociolinguistic realism: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the Outer Circle”, in English in the world: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 eds. R. Quirk and H.G. Widdows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Kachru, B.B. & Nelson, C. (1996), World Englishes, in S. McKay & N Hornberger, eds, Socio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Teach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Pennycook, A. (2003), Learning Guide-Global Englishes, Faculty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 Phillipson, R. (1992), Linguistic imperi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 Tollefson, J. (2000). “Policy and ideology in the spread of English”. J.K. Hall & W. Eggington, eds, The Sociopolotics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Multilingual Matters, Clevedon, Great Britain, pp. 7-21.

作者簡介

王淑儀
  • 雪梨科技大學應用語言學碩士。
  • 現於澳洲雪梨擔任教育訓練顧問公司GMS Education, Pty. Ltd.負責人,專事英語教師培訓、語言課程顧問、ELT出版品推廣、國際教育推廣以及國際學術交流。
  • 擅英、日、法三種外語。曾赴英國留學,並於台北、倫敦及雪梨教授中、英、日三種語言達十八年。目前除教學與寫作外,尚致力於「語言教師的語言能力培養」以及「英語普及全球對國際教育生態的影響」等相關研究。